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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3月15日晚上,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乘上了北上的列车,前往北京参加于3月21日至3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。
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,除潘汉年外,还有陈毅、柯庆施、陈丕显、许建国、夏衍,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。
根据会议的统一安排,上海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。
潘汉年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:一、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报告;
二、关于高岗、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;
三、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。
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,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对自己与高、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,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。
毛泽东对这些代表的自我检讨表示了充分肯定,并号召凡是和高、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,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。
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,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,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,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。
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番讲话,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。
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、扬帆(原上海市公安局长)在上海“重用、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”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被逮捕,扬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,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、扬帆的问题已经和自己联系上了。
因为潘汉年是上海市公安、政法的实际领导人,是扬帆的顶头上司,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,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,但如果他不点头,胡均鹤也不能得到“重用”。
潘汉年还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,那就是1943年,他在李士群、胡均鹤的挟持下,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,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。
现在胡均鹤已经被捕,饶漱石、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,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,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,他下决心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,检讨自己的过失,以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。
3月31日晚上,满腹心事的潘汉年叩开了夏衍的房门,向自己的“老搭档”诉说了心里的苦衷:“我心里有一件事,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。
不说,我是睡不着觉的。
” 夏衍认为这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但潘汉年没有说,他当时也不便问,于是便诚恳地对潘汉年说:“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去说清楚。
” 夏衍 4月1日,潘汉年找陈毅面谈,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、胡均鹤的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,检讨了自己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。
潘汉年还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,请他转告中央。
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,答应潘汉年一定向中央汇报,同时安慰了他几句,要他思想不要紧张,要相信组织,相信中央。
4月2日,陈毅亲自赴中南海,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,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。
毛泽东在材料上作出批示:此人从此不能信用。
随后他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,由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。
4月3日晚上8时许,潘汉年正准备休息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说楼下的客厅里有人找他,请他马上下楼去一趟。
潘汉年毫无思想准备,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,找他的人不是别人,正是罗瑞卿。
潘汉年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,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,然后派几名便衣干警“陪着”他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,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汽车。
转眼间,汽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潘汉年被捕时,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。
4月5日,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,潘汉年被捕了,他对代表们说:“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,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,请不要担心。
”陈毅的话显然是留有余地的,他对潘的所谓“内奸”问题表示了怀疑,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
潘汉年被捕的消息,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,对外一律严加保密。
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,柯庆施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,定了一个统一的口径:“你们回上海后,有人问起潘汉年,就说他出国去了,不要说别的。
” 柯庆施 1961年1月,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后,潘汉年在劫难逃,被判处无期徒刑,狱中折磨使他身患多种疾病,健康状况逐渐恶化。
直到1977年4月14日含冤离世,潘汉年也没能等到自己平反的那一天。
1982年4月23日,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《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的通知》。
《通知》向全党郑重宣布:把潘汉年定为“内奸”,并将其逮捕、判刑、开除党籍,都是错误的,应予以彻底纠正。
《通知》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,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。
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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